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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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选自宋·苏轼《超然台记》。

盖:发语词,无义。

游于物之外:超然于世俗之外。

【赏析】

苏轼的《超然台记》,是借“超然台”论说超然,表达对人生、对生活的一种超然态度。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从杭州调任密州知州。密州穷僻之地,天灾频仍,连年歉收,百姓生活十分艰难。苏轼生活上也是诸多窘况,十分简陋清苦,他在《<后杞菊赋>序》中写道:“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又说道:“吾方以杞为根,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实,而冬食根。”说的就是当时在密州以杞菊、野蔬充饥果腹的生活。

物质生活虽然如此艰苦,苏轼却能从中获得良多乐趣,不乏一种洒脱旷达情怀。所以,在密州这样的穷苦之地,他仍有心情利用政事之暇,修葺旧台,与宾朋登临观览,尽兴快乐。用他的话说就是:

“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意思说:我无论到任何地方都不会不快乐,是我能超然于物外啊!

苏轼仕途坎坷,多次贬谪迁徙流离,却始终能保持达观开朗、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游于物之外”是其根本原因。“游于物之外”就是看淡了名利富贵,不沾滞于物,而能超越于政治的物质的利益之外,因而能够安贫乐道,不管身处何处,总是乐多悲少,心情开朗,精神处于轻松和愉悦的状态。反之,如果时时处处盯着名利,“游于物之内”,为名缰利锁所羁绊,斤斤计较于个人名利得失,必然苦闷彷徨,乐少悲多,不得开心颜。

“游于物之外”是一种很高的思想境界,苏轼有了这种精神境界,所以能够“无所往而不乐”。无所往而不乐与乐少悲多相对照,反映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和思想襟抱。

其实,苏轼有这样的思想境界,与其政治上的屡屡失意密切相关。宋神宗熙宁年间,当王安石推行变法时,苏轼因反对新法而被迫自请外任地方官,先通判杭州,后又知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又因写诗讥刺新法,以“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在经过一番折磨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临朝,司执政,苏轼被召回京,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职。苏轼又因主张对新法“参用所长”,保留一些行之有效的部分而不容于朝,政治上又受到排挤,于是又自请外调知杭州、颖州、扬州定州等地。不断贬谪迁移的劳顿生活,使他产生了“游于物之外”的处世思想,并以超然物外的避世态度,去寻求内心的宁静和生命的快乐。

显然,这种“乐”中其实笼罩着一层无可奈何情绪文章中,他从台上四面眺望,南望马耳常山,东望卢山,想象着那里住有逃世的隐士;西望穆陵关,仰慕西周太公战国时期齐桓公显赫的勋业;北瞰潍河,慨叹汉代淮阴侯韩信建立不世之功而未得善终。所以,作者凭吊古代伟人的同时,也在他“无所往而不乐”的心境中,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无奈和怨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