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
————(《问辩》)
鉴 赏
“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是说在一个法制国家，只有合法的言论才是尊贵的，法律是处理政事的唯一准绳。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要想正常稳定的维持下去，必须要有一定的规矩准则，否则势必会家不成家，国不成国。先秦时期，列国混战，民无定所。各诸侯为了使自己在混战中取得胜利，广纳贤才，听其贤言。在这种环境下，诸子百家遂起。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学说各自为诸侯提出了经世治国之法。
作为先秦诸子中后期的一位大思想家，韩非子系统地考察了列国政治盛衰强弱的原因，透视了政治结构中君臣、君民、国家内部利益集团和列国间战争外交的得失，从而使其政治学说脱离天命巫术思维和宗教伦理纠缠，而开创了法家法、术、势三位一体的封建集权思想模式。
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呢?从法治的角度看来，韩非子认为，在英明君主统治的国家里，命令是最尊贵的言辞，法律是处理政事的唯一准绳。除命令以外，国家没有第二种尊贵的言辞;除法律以外，国家没有第二种处理政事的准则，所以言论和行为不符合法令的都必须禁止。
韩非子强调了治理国家时法令制度的重要性，法令制度是至高无上的治理国家的准则，不容任意改变;强调行政事务中要有法必依，要令行禁止，不容任何宽限。
但是，韩非子在这篇《问辩》中，所针对的是当时盛行的诸子百家游说之士们的辩说;其重点在于探讨如何禁止那些有害无益的辩说。在这种语境下，韩非子所说的“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也存在着不小的偏差。他要反对、禁止的辩说，并不是属于政治或军事方面的事情，而更多的乃是学术、文化方面的问题。如儒墨所说的“尊贤”、“非攻”之谈，名家公孙龙、惠施的“坚白”、“无厚”之词。这些辩说，即使是无用或无益于世，也不至于对国家的政治造成什么伤害，是不应该用法律严格禁止的。
在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中，“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这样强调和维护法令制度的权威性，依法治世的思想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中国社会有时候情理远远大于法理，这种以“情”治世的思想违背了现代社会的法理精神，在操作层面上，便会造成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状况。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韩非子提出的“言无二贵，法不两适”仍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仍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