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选自宋·欧阳修《纵囚论》。
立异：故意与众不同。
逆情：违反情理。
干誉：求取好的声誉。
【赏析】
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冬，太宗同意放死囚290人回家探亲，约定期限自动归狱，结果到期那天，都回到了狱中，因下诏大赦，免去290人的死刑。事见《旧唐书·太宗纪》：“贞观六年十二月辛未，(唐太宗)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厚之。”史称“纵囚”。
唐太宗纵囚一事，在封建社会被誉为以德治国的范例，史家称为“德政”。但欧阳修有不同看法，于是写了这篇《纵囚论》予以批驳。欧阳修从维护法律尊严出发，认为唐太宗纵囚是沽名钓誉，不可师法，并对此举的弊端，作出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同时，他还提出了关于法制和人情的论点，欧阳修说：
“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意思说：不以标新立异的行为以为高尚，不做违反情理的事情求取声誉。
欧阳修认为，“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纵囚不合人情法理。 君子讲究信义，宁愿为义而死，不愿苟且人世，但面临为义而死，真能视死如归也是很难做到的。而死囚是小人中的罪大恶极者，却放其回家，让其自己到期回来服刑就戮。这样做，在唐太宗一方，是以君子都不易做到的事情，期望小人中的罪大恶极者必须做到，在死囚一方，则是小人的劣行超越了君子。所以是违背人情法理的。
那么，死囚放归后，会不会因为太宗的恩德而受到感化呢?欧阳修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唐太宗纵囚，“意其必来而纵之”，不过是为了“求名”罢了，而死囚则是“意其必免而复来”，则是为了求生而已，所以并不会有什么改过自悔的德性。原因很简单，唐王朝文治武功，何其辉煌，都不能使小人不犯极恶大罪，难道一日之恩，就能使小人视死如归而存信义了吗?显然不能。
因此，为政之道应该讲法，依法治国，依法治刑典。不讲法治，而试图以个人情感之好恶放归死囚，终究是一件荒谬的、不合情理的事情。最后作者鲜明地提出，立法应该“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表达了他顺应人情、严肃法治的政治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