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封怀，1900年5月16日生于江苏南京市，祖籍江西省修水县竹塅里。曾祖父陈宝箴，曾国藩称之为“海内奇士”，曾任湖南巡抚，提倡振兴，与谭嗣同、梁启超等创设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武备学堂等，戊戌政变后，因举荐杨锐、刘光弟为军机章京而遭革职；祖父陈三立，进士，授吏部主事，戊戌政变与父同时被革职，后潜心于诗文，是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近代江西诗派的领袖；父亲陈衡恪，乳名师曾，又号槐堂，曾东渡日本留学，归国后致力美术教育与研究，工诗文书画，任教南通师范、湖南第一师范等，后任北京美术学校国画教授，所绘《北京风俗图》轰动一时，题咏者甚众，是民初国画大师，著有《中国绘画史》等。陈封怀出生后一个月，母亲便去世，幼年，大部分时间跟随祖父母；父亲自日本学成归国，任教南通及上海，他便随父赴南通、上海，故自小便受到父、祖父母良好的文化熏陶。

　　陈封怀在南通和上海念完小学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金陵中学，继而升入教会开办的金陵大学，就读于农科，师从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神州大地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陈封怀为爱国热情所驱使，愤然离开金陵大学，转入国人创办的东南大学。这两所学校学分不衔接，他宁可牺牲一些学分，延迟一年毕业也在所不惜。

　　由于在大学里受到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在植物学上的引导，陈封怀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7年，他在东南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先后在吴淞中国公学、沈阳文华中学执教一年，又在清华大学任助教两年，便加入了设在北平以研究动植物分类为主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接连5年在河北以及东北三省进行植物调查和标本采集，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知识，发表了有关镜泊湖植物生态和河北菊科植物的论文。1934年参加公费出国留学考试，以优异成绩被录取，进入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研究、学习，在当时世界著名的植物学家（W.Wright史密斯（Smith）指导下，研究报春花科、菊科以及植物园的建设和管理；留学期间，他还到英国的邱园以及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各大标本馆作短期研究工作。自1936年学成归国，50多年来，他一直奋斗在祖国科研和教育战线，曾历任庐山植物园主任、中正大学园艺系教授、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南京中山植物园副主任、武汉植物园主任、华南植物园主任、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还兼任广东省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园林学会顾问，为中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植物园的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93年4月13日19时20分陈封怀因病逝世。但是，他留给我们的中国植物园事业，他和他的学生完成的报春花科、菊科的研究成果，犹如苍松翠柏，永远葱郁；他为植物科学事业奋斗终生的高尚品德，也将永远激励后人！

　　中国近代植物园的创始人之一

　　植物园是收集、保存、研究和利用植物的基地，也是具有园林外貌和科学内涵的科普教育园地。早在公元前100多年的汉代，中国便出现了原始形态的植物园——上林苑；随后，各朝各代都有一些植物园的雏形出现，如宋代司马光的独乐园，明代周定王朱在开封附近建立的种植救荒本草的“圃”，明代徐光启在上海徐家汇建立的种植试验园，清代吴其浚在河南固始建立的东墅花园等等。但严格来说，中国具有符合科学定义的植物园，还是近代科学发展影响下西学东渐的结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先后出现过台湾恒春热带植物园、熊岳树木园、笕桥植物园、中山陵园纪念植物园等。但是，这些植物园有的是外国人为掠夺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而建造的，有的仅为教学实验以及点缀大型陵墓而建立的，却没有一座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较大而又正规的、供植物研究的植物园。当时，中国许多在海外研究、留学的植物学工作者，发现许多国家的植物园都在大量搜集和研究中国的植物，甚为揪心。胡先骕第二次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归来，在建立静生生物调查所时，便下决心要在中国创办一座像样的植物园。陈封怀参加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后不久，即受命寻觅可供建造植物园的园址。他曾骑着毛驴，行进在香山道上，也曾披星冒雨，远走妙峰山，但都因各方面条件限制，怅然而归。1933年冬，静生生物调查所和江西农业院合作创建庐山森林植物园之议成，陈封怀便在庐山山上、山下忙碌开了。1934年8月20日，他参加庐山森林植物园成立大会后，便赴英国留学，学习植物园的科学与艺术，潜心研究报春花科和菊科植物。1936年，陈封怀学成归国前，由于他学习勤奋、严谨以及聪颖，深受赏识，加之当时日军已入侵中国东北，一场全面的战争即将爆发，师友均挽留他在英国工作，但他婉言谢绝了。归国后，他又放弃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他的故乡——江西，来到阔别两年的庐山森林植物园，任技师兼副主任，为植物园的建设和发展辛勤工作，在短短的3年间已使植物园初具规模，并确定了以引种松柏类植物为主要方向。但正当庐山森林植物园的建设蓬勃开展的时候，1938年日本侵略军攻陷马当后又打下九江，在植物园其他领导人先期撤离庐山之后，他仍然坚守岗位，直至庐山能听见炮声时，他才在工人的劝说下，洒泪离开庐山，辗转到江西泰和中正大学园艺系任教，直到1946年。抗战刚结束，陈封怀马上回到庐山，尽管呈现在他面前的是满目荆棘，断瓦残垣，建筑全部被毁，过去引种栽植的珍贵植物损失殆尽。在这样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果敢地挑起了恢复建园的重担，出任园主任。他团结职工，在仅存四壁的房子上，盖上茅草，住了下来；在经费来源断绝的情况下，借钱印刷出售种苗的目录，用向国外出售种苗等生产自救办法，筹集资金，恢复和发展植物园；他同时兼任中正大学教授，定期步行上、下庐山，以授课所得，贴补职工生活，弥补植物园的支出，坚持创业。此时的陈封怀不仅要与艰难困苦的条件作斗争，还要与破坏植物园的行为进行斗争。1948年秋，蒋介石、宋美龄为了装饰他们在庐山的别墅——美，一天派了四个彪形大汉到庐山植物园，强行挖掘鲜艳如丹的红枫。陈封怀不畏强暴，挺身而出，说：“红枫不能挖，树木是植物园的，我的责任是保护”。以凛然正气，迫使那几个挖树的讪讪而退。此后，当时的江西省省长王陵基为此曾“宴请”他，要他“割爱”，当时的庐山管理局局长为此威逼他，他都丝毫不为这一切所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趁撤退之机，在庐山大肆抢劫，搜刮民财，人们纷纷逃避，他却与职工一道，临危不退。一天深夜，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以土匪的面目出现，将他捆绑起来勒索钱财，幸好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登上了庐山，他才得到了解放，也使中国当时惟一的植物园保存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