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六十章》)
鉴 赏
“治大国若烹小鲜”，语出《老子·六十章》，它的意思是说，治理大国要像煎小鱼那样不可经常翻动，烹小鱼最忌不停地翻动，因为翻得越快越多，小鱼就会碎得越快越厉害。老子在这里是用“烹小鲜”作喻，告诫统治者治理国家时，不可有为多事，不要动辄以事来扰民，应该与民休息，与民无事，“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有道之君在治理国家时应以“清静无事”为原则。韩非子在《解老》篇中说：“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变业，故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所以，有道之君应当贵清静而重变法。
在老子看来，“清静无事”包含二义： 一是统治者自身少私寡欲，以清静修身，以身作则，教化百姓。《四十五章》说：“清静为天下正。”蒋锡昌《老子校诂》解释说：“正者，所以正人也，故含有模范之义。此言人君应以清静之道为天下人民之模范也”(《老子校诂》)。《五十七章》也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魏晋玄学家王弼注释说：“上之所欲，民从之速也。我之所欲唯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在老子看来，君王自身的道德修养并不仅仅是个人的私德，而是直接与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休戚相关的，所以，“清静无事”的治国方略则需要有一个崇尚“清静无事”的君王或“圣人”来实施，这也是“清静无事”的治国方略得以执行和不断完善的保障和前提。另外，老子主张的“清静无事”并不是真的主张统治者无所事事，而是以“清静无事”的原则来治理国家，这也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具体运用。《二章》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圣人治国为政、施政也应当行“无为之事”，教化世人也应当行“不言之教”。那么，什么是“无为之事”，什么是“不言之教”呢?“无为之事”并不真的是指不作为或无所事事，“不言之教”也并不真的是指不言语或无所言语，其实，“无为之事”与“不言之教”指的是遵循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顺应民情民意，“以百姓心为心”，以百姓的福祉为指导原则，制定国家政策，颁布国家法令，民众受其惠而浑然不觉，这样的话，既可以保证国家稳定、社会安宁，又可以保证社会纯朴和谐的社会风气和民众纯朴自然的本性。尧帝是上古贤明圣君，无论是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者，还是消极无为的道家学者，都一致称赞其功德。晋朝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其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同样地，《列子·仲尼》说：“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与，不治与?不知亿兆之愿戴己与，不愿戴己与?顾问左右，左右不知。问外朝，外朝不知。问在野，在野不知。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就是有名的《康衢谣》。无论是《击壤歌》中的“帝力于我何有哉”，还是《康衢谣》中的“不识不知，顺帝之则”，都可以看作是“清静无事”治国方略的具体运用。较之积极有为的名常之教，也许这种“清静无事”、“无为”、“不言”的治国方略更能奏效些，百姓在一个相对自由、相对宽松、相对宽容的社会风气下，自然会愉悦乐居，百姓安，则天下安。
在《老子》一书，老子除了反复陈说“清静无事”原则之外，也在具体治国政策上提出了不少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薄赋减税。《七十五章》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社会上出现人民饥饿的现象，其根源并不在于百姓懈怠生产，而在于统治者横征暴敛。孔子也曾说：“苛政猛于虎也。”老子同情人民的疾苦，主张薄赋敛。百姓人人有饭吃、有衣穿，这样子的社会才会和谐，国家才会稳定。
第二，慎兵。战争无论是正义还是不正义的，都会破坏生产，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元代著名散曲家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里说得好：“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老子》一书中，老子多次陈说战争之不祥，表达了他慎兵反战的思想。《三十章》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军队打过仗的地方会因不能耕耘，长满了杂草荆棘。等大战过后，还必定会有凶荒的年份。土地不能耕耘，地里颗粒无收，人民则会饥饿，如果饥民得不到救治，则社会就会动荡。而这一连锁反应的源头则在于战争。《三十一章》接着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兵器是一种不吉祥的东西，不是君子所应该使用的东西。万不得已使用它，也最好要淡然处之。取得胜利也不要洋洋得意，当作美事一桩，如果洋洋得意，以为美事，就反映出你的内心还是喜欢杀人、乐于杀人(有残忍心)。喜欢杀人、乐于杀人者，也就难以得志于天下，难以使天下人归服。因此，若非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发动战争，即使万不得已需要靠战争来解决事端，也应该“恬淡为上”，不能“乐杀人”。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三十章》)以“道”辅助君主的人，是不会倚仗兵力来逞强于天下的。用兵杀人这件事既危险又会很快地受到对方的报复。更何况战事一开，不论是战胜方还是战败方都会受到损伤。因此，统治者需要慎兵。
第三，减刑简令。刑罚是统治者手中的利器，但是，如果单纯依靠刑罚来治理百姓，这样不但不能很好地治理百姓，反而容易造成离心离德的局面，甚至引发社会动荡。老子说：“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三十六章》)王弼注释说：“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国，则失矣。鱼脱于渊，则必见失矣;利国器而立刑以示人，亦必失也。”《论语·为政》也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教化百姓，光靠政教刑罚，人民即使免罪了，也不会知道羞耻;但是如果以道德、礼法来教化的话，人民免罪了，就会怀有羞恶之心，从而克制自己的行为。故而，无论是积极有为的儒家，还是消极无为的道家，都是不主张光靠刑罚教令来解决社会问题和治国经邦的。对于那些必须动用刑罚的人，我们也需要慎用刑罚。《七十四章》：“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照例由司杀者(天、自然)来主宰人的生杀，而那些硬要代替司杀者(天、自然)来胡乱杀人的人，这就好像代替木匠去砍木头一样。而那些硬要代木匠去砍木头的人，很少有不自伤其手的。
因此，在老子看来，无论治理的国家疆域多么广袤，国家实力多么强盛，统治者都应该像烹小鱼一样，谨慎治理，与民休息，只有这样，才能上下一心，同心同德，与百姓共同治理好自己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