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园有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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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有桃,园中桃树壮,

其实之殽。结下桃子鲜可尝。

心之忧矣,心中真忧闷呀,

我歌且谣。姑且放声把歌唱。

不我知者,有人对我不了解,

谓我士也骄。说我士人傲慢太骄狂。

彼人是哉?那人是对还是错?

子曰何其?你说我该怎么做?

心之忧矣,心中真忧闷呀,

其谁知之?还有谁能了解我?

其谁知之,还有谁能了解我,

盖亦勿思。何必挂念苦思索

园有棘,园中枣树直,

其实之食。结下枣子甜可食。

心之忧矣,心中真忧闷呀,

聊以行国。姑且散步城池

不我知者,有人对我不了解,

谓我士也罔极。说我士人多变不可恃。

彼人是哉?那人是对还是错?

子曰何其?你说我该怎么做?

心之忧矣,心中真忧闷呀,

其谁知之?还有谁能了解我?

其谁知之,还有谁能了解我,

盖亦勿思。何必挂念苦思索。

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然而对诗人“忧”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忧”,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三十三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如:“士,事也”,指能治其事者;“士,卿士也”;“士者,男子成名之大号也”;“士者,男子之大号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军士也”;“他士,犹他人也”等,所以这个自称“士”的诗人是何等角色,很难认定。与之相应,对本篇的主旨就有了多种臆测: 《毛诗序》谓“刺时”,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坐实为“晋人忧献公宠二骊姬之子,将黜太子申生”;丰坊《诗说》说是“忧国而叹之”;季本《诗说解颐》以为是“贤人怀才而不得用”;牟庭《诗切》以为是“刺没入人田宅也”。今人或说“伤家室之无乐”,或说“叹息知己的难得”,或说“没落贵族忧贫畏饥”,或说“自悼身世飘零”,或说“反映了爱国思想”,不一而足。拙作《诗经选注》说:“我们从诗本身分析,只能知道这位作者属于士阶层,他对所在的魏国不满,是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人了解他,而且还指责他高傲和反复无常,因此他在忧愤无法排遣的时候,只得长歌当哭,自慰自解。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他表示‘聊以行国’,置一切不顾了。因此,从诗的内容和情调判断,属于怀才不遇的可能性极大。”故指此为“士大夫忧时伤己的诗”。

本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起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起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三、四句接着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他无法解脱心中忧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忧,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忧,还是想另谋出路,我们无法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目前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忧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法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法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 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矛盾。最后四句:“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格沉郁顿挫。陈继揆《诗经臆补》认为:“是篇一气六折。自己心事,全在一‘忧’字。唤醒群迷,全在一‘思’字。至其所忧之事,所思之故,则俱在笔墨之外,托兴之中。”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参差,确如姚际恒所说:“诗如行文。”(《诗经通论》)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