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清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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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穆清庙,啊庄严清静宗庙

肃雝显相!助祭的公卿多么庄重显耀!

济济多士,济济一堂的众多官吏

秉文之德。都秉承着文王的德操。

对越在天,为颂扬文王的在天之灵,

骏奔走在庙。敏捷地在庙中奔跑操劳。

不显不承,文王的盛德实在显赫美好

无射于人斯!他永远不被人们忘掉!

《清庙》是《周颂》的第一篇,即所谓“颂之始”。“诗”有“四始”,是司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具体提出来的。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他的话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据说又是来自鲁诗之说。而作为毛诗学说思想体系的《毛诗序》,却又仅仅把风、小雅、大雅和颂四种诗类作为“四始”。其实,自古以来虽然都讲“四始”,而他们的说法又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的。他们重视“四始”,实际代表了他们对整部《诗经》编辑思想体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诗的观点,整部《诗经》,都是反映和表现王道教化的,所以郑玄笺说:“‘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因此,每类诗的第一篇,当然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了。

根据毛诗的解释司马迁所说的四篇“始诗”都是赞“文王之道”、颂“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阴行善”,招贤纳士,致使吕尚、鬻熊、辛甲等贤士来归,并先后伐犬戎、密须、黎国、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丰邑,奠定了周部族进一步壮大的雄厚的基础。(见《史记·周本纪》)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灭殷立周、统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国政”,却使周部族向外显示了信誉和声威,为他儿子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兴国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贤君。《诗经》中很多诗篇歌颂赞美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清庙》作为“颂之始”,除了是赞美周文王功德颂歌之外,也就几乎成了西周王朝举行盛大祭祀以至其他重大活动通用的舞曲。《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清庙》。”《礼记·祭统》:“夫人尝褅,升歌《清庙》……此天子之乐也。”《礼记·孔子燕居》:“大飨……两君相见,升歌《清庙》。”《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登歌《清庙》。”可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歌颂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所以孔颖达疏说:“《礼记》每云升歌《清庙》,然则祭祀宗庙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庙》,故为《周颂》之始。”

然而,这篇“颂始”,到底是叙写的什么内容,历代的《诗经》学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诗序》说:“《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也。”鲁诗更直接说是“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而《尚书·洛诰》则说:“禋于文王、武王。”以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时用的歌舞辞,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现。可是郑玄笺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清庙》只是“周王祭祀宗庙祖先所唱的乐歌”(高亨《诗经今注》),并不一定是专指文王。不过,从“四始”的特点来看,说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是比较有道理的。至于是周公所作呢,还是周武王、周成王,甚至周昭王时所作,还是作于周成王五年或七年等等,一是史无佐证,二是诗无明言,所以也都只好存而不论了。

全诗只有八句,不分章,又无韵。开头两句只写宗庙的庄严、清静和助祭公卿的庄重、显赫,中间的四句也只写其他与祭官吏们为了秉承文王的德操,为了报答、颂扬文王的在天之灵而在宗庙里奔跑忙碌。直到最后两句才颂扬文王的盛德显赫、美好,使后人永远铭记。全诗并非具体细致而是抽象简括地歌颂、赞美文王。而本诗的特点,或者说它的艺术手法也正在这里。诗篇的作者,可谓匠心独运,专门采用侧面描述和侧面衬托的手法,使笔墨集中在助祭者、与祭者身上做文章。他们的态度和行动,是“肃雝”的,是“骏奔走”的,是“秉文之德”的,而又虔诚地“对越在天”,于是通过他们,使文王之德得到了更生动、更具体的表现。这种表现方法,比起正面的述说,反而显得更精要、更高明一些。

一般说来,《大雅》、《颂》中的语言大都比较板滞、臃肿或枯燥,缺乏鲜明、生动的个性和强烈的感情色彩。而此篇,由于作者具体写了人,写了助祭者和与祭者,所以语言虽少而内容反使人感到既丰富又含蓄,字里行间也充溢着比较真切的感情。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中说:“愚谓此正善于形容文王之德也。使从正面描写,虽千言万语,何能穷尽?文章虚实之妙,不于此可悟哉?”这应该说是独具只眼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