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虽在断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见也;智者，虽烦难之事，其不暗之效可见也。
————(《主术训》)
鉴 赏
此语出自《主术训》。它的意思是说，普遍地爱护各种生物而不爱护人类本身，就不能叫“仁”。“仁”本是儒家所竭力提倡的道德品质之一，《淮南子》作者在这里将之作为君主的重要品质，与“智”一样，都放到“人主之术”的语境下加以阐述。从而，“仁”不仅仅是君子必修的德性之一，也不仅仅是君子必备的道德品质之一，还是君主实现其统御百姓、治理国家的重要政治品格。
在儒家那里，“仁”是重要的道德品格，是属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哲学范畴。而在《主术训》中，“仁”固然也被界定为统治者(“人主”)的道德品格，但是与儒家不同的是，这里的“仁”也是治国者重要的政治品格，是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在《主术训》中，“仁”与“智”一样，是“人主”所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但同时也是“人主”统御民众、治理天下所必备的政治品格。《淮南子》作者认为，君主统御之术尽管强调“智”，但是在对待群臣百官和民众百姓的时候，却还得以“仁”为正道，辅之以“智”术，只有将“仁”与“智”相结合，才可以更好地治国安天下。《主术训》说：“凡人之性，莫贵于仁，莫急于智。仁以为质，智以行之，两者为本，而加上以勇力辩慧、捷疾劬录、巧敏迟利、聪明审察，尽众益也。身材未修，伎艺曲备，而无仁智以为表干，而加之以众美，则益其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势;有愚质者，不可与利器。”就人的本性而言，“仁”和“智”最为珍贵和重要。治国者应该将“仁”作为其所具有的根本性的道德品格，并以“智”来实践这种根本性的道德品格。治国者只有将“仁”与“智”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之视为诸道德品格和其他实践能力(“勇力辩慧”、“捷疾劬录”、“巧敏迟利”、“聪明审察”)可以更好地展现出来的基础，这样才能将其自身的所有长处完美体现出来;反之，如果不以“仁”与“智”的有机结合为基础，不以“仁”和“智”为标尺和主干，只是倚仗自身学到的一些雕虫小技，这种粗俗野心之人，是不能让他得到有利的地位，这不利于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和谐和人民的幸福安康。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儒家将“仁”上升为“道”的层面(即将“仁”视为最高的道德范畴)，《淮南子》作者更多地将“仁”落实到“术”的层面，即将“仁”看作是治国者可以实现其统治的重要的道德品质和政治品格。
另外，诚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黄老道家“采儒墨之善”，他们不再像先秦道家那样鲜明地反仁、反智，而是在道家思想的义理体系下吸纳了儒家的仁、智等思想，并作出了道家式的解释。一方面，他们不再像老子一样说着“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老子·十九章》)等极端而又易引起误解的话语，而是看到“仁”、“智”等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将之视为治国者应具有的重要素养，使得道家学说从“蔽于天而不知人”的批评声中解脱出来，也在某种意义上增加了道家“无为而治”政治主张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黄老道家又对“仁”、“智”等概念作了道家式的解释，将之放置到“术”的层面上，这种道家语境下的“仁”、“智”，是道家的“道”具体落实到现实政治世界和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表现，不过是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的具体要求和现实手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