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七十七章》)
鉴 赏
“损有余而补不足”被老子视为“天之道”，老子在《七十七章》中用张弓射箭来说明它： 高了就把它压低一些，低了就把它升高一些。然而，老子所生活的时代确实是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弱肉强食的时代，老子称之为“损不足以奉有余”;在这损益过程中，最终受苦受难的当然还是普通百姓。正是出于对百姓生活的悲悯之情，老子认为有道者应当替“天”行“道”，“有余以奉天下”，以改变现实社会的乖谬状态。
对于老子这种“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其后继者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本经训》中曾接着阐释说：“振困穷，补不足，则名生;兴利除害，伐乱禁暴，则功成。”在下文中，刘安举了商汤放桀、武王伐纣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晚近之世，出了桀、纣两个暴君，夏桀修建了琁室、瑶台、象廊、玉床;商纣设置了肉圃、酒池，并耗尽了天下财物，使百姓精疲力尽;纣王还挖出比干的心脏，剖开孕妇的胎腹，使天下受到骚扰，百姓受到残害。于是商汤率三百兵车在南巢讨伐夏桀，最终将夏桀放逐囚禁在夏台;周武王率三百甲卒在牧野征伐纣王，在宣室杀死了纣王。这样天下才得以安定，百姓才得以和乐，并因此都称商汤、武王为贤人。由此，刘安总结道：“有贤圣之名者，必遭乱世之患也。”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就在于他们能够在“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乱世中，替“天”行“道”，使社会政治返回到“损有余而补不足”天道原则上来，从而使百姓之生活得以安定。这便是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社会政治涵义。
“损有余而补不足”除了有上述的社会政治涵义，同时也包涵一种戒除盈满、保持谦虚的为人处事方面的涵义，正如老子在《七十七章》末尾所说的：“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这也如文子所说的：“天之道，抑高而举下，损有余，补不足。江海处地之不足，故天下归之奉之;圣人卑谦清静辞让者，见下也;无心无有者，见不足也。见下，故能致其高;见不足，故能成其贤”(《文子·九守》)。
具体来说，对于这种为人处事上的“戒盈”态度，老子曾以器之所以能盛物，是在于它的虚空，犹如风箱“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五章》)为喻，来反对持满充盈的态度，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老子·九章》)。
而这种“戒盈”，在心理上的一个重要表现，也即做到对事物不作持满(盈即满)的肯定和否定，对各种事物不因个人的好恶作明确取舍，这照嵇康说来：“天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数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论”(《养生论》)。也正因为在心理上保持对事物不作持满的肯定和否定、对各种事物不作明确的取舍、对微妙事物存而不论，所以就可以防祸保身。如魏晋时期的名士司马徽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论。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修其伦高下，每辄言佳”(《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司马别传》)。同样，阮籍也“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使司马氏集团奈何不得他。
同样，这种“戒盈”表现在生活上，则应做到老子所说的不过分地追求，功成必退，所以也能防祸保身。如作为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名士山涛深知盛满难持、势积易损，所以能做到“损有余以补不足”，散财聚人，果真使他在“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历年不倒。
上述这种“戒盈”，换成另一种讲法叫“明谦”，即做到“以高就卑，以贵下贱”，也能做到“弃其骄姱，遗其矜伐”，不以德厚而矜物、不以身尊而骄民，这样也能防祸保身。所以魏晋时期的《刘子》一书就设《明谦》。
总而言之，生活在春秋时期那个战乱频仍、“苛政猛于虎”、百姓备受统治者的压榨与盘剥的乱象横生的社会中，智慧的老子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有感于天地自然大化流行之公正无私、日月光华泽及天下，同时又对于饱尝统治者压榨盘剥之苦的社会大众含着深深的怜悯之情;由此，老子发出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赞叹，并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于现实社会中“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无奈与控诉，激励有道者应当替“天”行“道”，以改变现实社会的乖谬状态。同时，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与其一贯的“戒盈”、“明谦”思想也是相契合的，它提醒人们不可过分盈满、自傲，否则，根据“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这种过分的盈满、自傲最终必将受到削弱。正是因此，老子在《七十七章》末尾不忘提醒替天行道、有功于民的圣贤之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老子思考问题之全面、周到、细腻，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