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阳货》)
鉴 赏
后世儒家，尤其是自宋朝以后的儒家，受孟子影响，喜欢谈心性。与他们不同，孔子直接讲人性的话不多，关于人性当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观点，所以弟子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尽管如此，孔子关于人的精神的许多论述实际上涉及人性的问题，他在这方面的思想仍然值得高度注意。
对于人性，孔子的根本观点是“性相近，习相远”。这就是说，人性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不同的人的本性没有本质的差别。孔子的用字是非常谨慎、讲究的，他的“相近”的措辞不把事情说死，不说得太绝对，这就为探究人性的差别留有余地。他讲过：“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季氏》)他还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但是，严格地说，这主要是描述人的智力水平的高低，并不是直接讲人性。就是说，人一般都有智力，不过有的人生来聪明，有的人比较愚笨而已;有的人是天才，有的人则是天生的弱智。但是，即使他在谈到人的智能上的差别的时候，他实际上只是一般地假设有“生而知之者”，从未用实有的事例来证明这一假设，即使像他这样一个圣人，自己也声明他“非生而知之者”(《述而》)，何况那些一般的人呢?可见，在孔子看来，实际上是没有“生而知之者”的。
孔子的政治、伦理、教育思想就是建立在“性相近”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人性是差不多的，人都有道德意识，没有天生的不可救药的恶人，所以治理天下主要不是靠强制性的政令和刑罚。这样，他就主张：“道(同“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正因为人性是差不多的，人们的心灵是可以相通的，可以将心比心，所以孔子才提出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正因为人性是差不多的，所以无论什么人都是可以教育的，因此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可以说，“性相近”是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
那么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呢?这个问题是由于后世儒家的思想方式而产生的。对人天生的本性是怎样的问题孔子不感兴趣，自然他对性善还是性恶的问题没有明确的说法，但是也发表了与之相关的一些看法。他对人性中的光明面是有充分认识的，因此他相信人天生有完善自身的要求和能力，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并且把世界和人自身变得美好的希望主要寄托于人自己内在的精神生命力，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性善论者能够从这些思想获得启示。而在另外一方面，孔子也深刻地认识到人性中有阴暗面，《论语》中两次记录了他的感叹：“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卫灵公》，又见《子罕》)这一类语句可以说表达了类似性恶论的看法。当然他没有直接、清楚地说明人性是善还是恶，但这样反而为后来儒家人性论的展开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这句名言的旨意在于强调人本来没有太大的差别，后来不同的人的善恶截然相反，人格的巨大反差，智力和才能的高低悬殊，主要是由于各种后天因素造成的。孔子遣词造句特别喜欢用对比的手法，把两个意义反差极大的字并举对立，产生的意象往往振聋发聩，发人深省，从而造成极其巨大的语言效应。如三军之帅与匹夫之志，速与不达，古之学者为己与今之学者为人，君子怀德与小人怀刑等。在这里“相近”与“相远”的鲜明对比使人们不由得不联想到自己所熟知的人，他们小时候看起来都差不多，并没有分出多大的高低，后来他们有的成为闻名遐迩的善人、能人，甚至是了不起的人，而另外有的人则成为人们所不齿的坏人，或无用之人。这一鲜明的对比使人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结果?是“习”造成的!这样“习”的重要作用就非常突出了。
“习”在先秦的语言中表示学习、练习、效法、演习、习惯，具有实践的含义。孔子在这里所说的“习”首先指个人后天的努力。他特别注重个体的好学、勤奋和敬业的精神，他曾经现身说法，介绍自己成功的经验，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孔子的许多箴言就是要大力倡导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句名言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就社会的风俗习惯而言，“习”还指外部环境，社会影响，因此孔子特别重视礼的作用，因为礼仪形式和活动能够培养人的高尚、虔敬的情感，陶冶人的情操。他还提出，人们居住的地方要适合于人们的道德修养，说要跟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这样才好，不然，怎能说是明智的呢?(见《里仁》)此外，孔子非常重视交友，主张“无友不如己者”(《学而》)，具体地说，就是交三种有益的朋友，不交三种有害的朋友： 即同正直的人、诚实的人、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不同一贯走邪道的人、善于阿谀奉承的人、总是喜欢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总之，他要人们有意识地选择有利于自己精神成长的环境生活。
孔子认为人的可塑性很强，实际上是主张学以成性，习以成性，行以成性，他更多地是从人的实践性和社会性来看人性，这一思想对后世人性论和政治、法律、道德和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